兽医实际在拿“大刀长矛”打“海湾战争”，
凸显了农村防疫队伍严重萎缩、人才匮乏的困境

新华社记者周俏春、江毅报道

　　说到兽医，人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草帽赤脚、背个药箱的辛苦形象。此次四川暴发猪链球菌疫情，凸显了农村防疫队伍严重萎缩、人才匮乏的困境。基层兽医到底有多大缺口、兽医人才为何青黄不接，记者就此在四川畜牧部门做了深入采访。

一名兽医管3000头猪打一针常常要走几十里地

　　据四川省动物防疫监督总站统计，四川目前共有乡镇畜牧职工3万多人，退休职工1万多人，而作为农业大省，四川却有7000万农民，估算下来，一名兽医要服务2333名农民和3000头猪，还有几百头（只）牛（羊）。

　　四川省动物防疫监督总站副站长谢智明说，以生猪为例，四川生猪饲养仍然以传统的千家万户分散喂养为主，基层兽医有时起早贪黑，走几十公里，打一针防疫针，才8角钱到2元钱。这两年国家减轻农民负担，以往收的一些费用现在已不能再收了。由于没有经费投入，只能靠收取防疫费用发工资，100头猪能收到防疫费用的比例大约只有60％左右，而给小家禽防疫的费用更是收不起，还要用生猪的防疫费来补贴。这些都直接影响到防疫的密度和质量，造成防疫时打针剂量不够、消毒不充分等问题。再如生猪检疫，按照农业部检疫章程规定，必须有4人同时进行检疫，但地方财政养不起，往往只能有1人到2人参与检疫，造成检疫不到位，为疫病流行埋下隐患。

　　资阳动检防疫监督站站长程刚说，资阳去年出栏531万头生猪，全市只有1361名检疫人员，每人每年要检疫近4000头猪，面对千家万户的分散养殖，工作难度很大。此外，乡镇畜牧站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这就难免出现检疫人员收了钱把病猪放走的情况。

　　达州市畜牧食品局副局长孙冬荣介绍，在乡镇畜牧兽医站改革前，达州全市乡镇站实际畜牧兽医在岗人数仅有600人，80％的乡镇站只有1人开展工作，大量的动物防疫、产地检疫工作没人抓。

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根本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动物疫情处理工作

　　谢智明告诉记者，体制不顺、投入不足是基层动物防疫体系面临的两大难题。乡镇畜牧兽医站一方面担负着畜牧生产管理、动物防疫、检疫、行政执法等公益性职能，另一方面又实行着动物疫病诊疗、兽药和饲料经营等服务性职能。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资阳市畜牧局局长安维林说，农村动物防疫检疫监督机构为各乡镇的畜牧兽医站，但是，动物防疫检疫管理体制严重不顺，以资阳市为例，全市4个区（市、县）中，雁江区、简阳市实行块块管理，即归乡镇负责；而乐至、安岳两县则属于直管。

　　今年7月23日晚，安维林到雁江区毛家湾临时检疫点检查时发现，工作人员有脱岗行为、没有按规定留守值班。因为市畜牧局对区级检疫点只是业务指导关系，没有管理权，安维林只好通知雁江区畜牧局，区畜牧局再发函到所在乡镇政府，由当地乡镇政府对相关人员进行纪律处理。

　　安维林说，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使得管理不畅，无法实施有效管理。乡镇畜牧兽医站面对农村成千上万的养殖户，承担着繁重的生产发展、卫生防疫、动物检疫等工作，相当于拿着“大刀长矛”打“海湾战争”，根本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动物疫情处理工作。

兽医站人员的劳动报酬只有靠收取防疫费来解决,收费难不说,有的还被挤占、挪用

　　谢智明告诉记者，基层动物防疫体系自上世纪50年代建站以来，一直是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虽然属于国家设在基层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但国家和各级地方财政对基层站的投入几乎没有，加上队伍庞大，人员众多，有的站工作运转步履维艰，甚至面临破产境地。按照政策，乡镇畜牧兽医站人员的劳动报酬只有靠收取防疫费来解决，而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民不富裕的现状，使得防疫收费难，使得这些人的劳动报酬没有保障，甚至有的乡镇政府还挤占、挪用畜禽防疫费，部分地区乡镇畜牧兽医站有30％左右的防疫劳动报酬被挤占、挪用。

　　据自贡市农业学校教师范学银介绍，近年来，许多农业中职学校遭遇生源下滑、办学困难的瓶颈。自贡市农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每年只能招上一个班的学生，办学相当困难。该校2000年至2004年，连续5年招生均在150人以下，平均入学率仅为计划招生数的30％左右。因生源严重不足，约三分之二的教室、寝室等处于闲置状态，教学资源严重浪费。“由于对农业歧视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学生都怕带‘农''字，不愿报考农校，长此下去，农村基层畜牧人才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指望各级财政全部包下来也不现实，必须将公益性功能和服务性功能分开

　　四川省畜牧食品局副局长唐宗长说，乡镇畜牧兽医站是畜牧安全的第一线，从根本上说，全国畜产品安全也要靠基层畜牧兽医人员一针一针地打，这支队伍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我国畜产品安全的全局。而全省3万多名职工、1万多名退休职工，指望各级财政全部包下来也不现实，必须从理顺基层畜牧生产管理体制入手，将基层畜牧兽医站的公益性功能和服务性功能分开，精简人员，提高队伍素质。

　　达州市畜牧食品局副局长孙冬荣告诉记者，2003年，达州实施改革，将乡镇畜牧兽医站的社会化服务职能分离出来，成立了乡镇畜牧兽医协会，开展有偿服务；而改革后的乡镇站承担畜禽防疫、检疫、畜禽疫病预报、监测和扑灭工作以及其他畜牧公益性工作，乡镇站的工作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通过改革，全市312个乡镇站，聘用职工632人，比原来减少1757人，而且年龄结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

　　孙冬荣说，改革带来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基层工作有了保障，大家干起活来没了后顾之忧，过去那种发生疫病不及时报告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如达州去年和今年遭受了两次百年不遇的大洪灾，灾后基层站工作人员立即到农户家中进行牲畜圈舍消毒，给禽畜打防疫针，并对淹死的动物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保证了达州市大灾之后没发生重大疫情，农民利益得到了有力保证。与改革前相比，达州市动物免疫率提高了30％左右，畜牧业发展明显加快。

　　目前，四川全省的基层畜牧兽医站正按照这种思路进行改革，改革后的乡镇兽医站的经费来源将得到保障，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也将得到有力加强。

新华社成都8月23日专电

■链接一

“兽医站啥时才不是‘受气站''？”

一位农村老兽医干了近30年，没积蓄还欠外债一万多元

　　“农村兽医是受气的角色”，48岁的四川仪陇县新政镇驻片兽医黄成轶未老先衰的脸上写满了无奈。他迷茫地问记者：“兽医站啥时才不是‘受气站''？”

　　黄成轶生于典型的“兽医世家”。他父亲是一名老兽医；他继承了衣钵，一干就是近30年；如今，大学刚毕业的儿子，也干起了兽医。

最忙的时候

　　现在，黄成轶在3个村“悬壶济世”，一人要管7000多头（只）猪、牛和鸡、鸭。“很多时候忙得脚不沾地”，这是黄成轶对自己工作的评价。光是给动物打预防针，至少要忙半年。猪的春防要花两个月，接下来是给牲畜家禽的窝巢消毒，要花一个月，然后给鸡鸭、牛打预防针，最后是秋防。

　　近30年的兽医生涯，使黄成轶养成了这样的规律：早晨6时许起床出门，用他的话说就是去“看看猪牛”；有时骑摩托，下雨就走路；直到下午才回家。深更半夜，睡意朦胧间，他经常被焦急的村民叫醒。“不去不行，牲畜发病就是命令。”黄成轶说。

最尴尬的时候

　　黄成轶告诉记者，常年在猪圈牛栏混，兽医身上总有那么一股说不出的味道。“也许，那是兽医的职业特征吧。”他自嘲道。在农村行医，常被群众误解，特别是牲畜防治后向村民收费，更是如此。“被人骂”是家常便饭，黄成轶有一次差点被人用柴刀砍了。

　　兽医最痛苦的不是苦和累，而是干了工作拿不到钱。乡镇畜牧兽医站是正式事业编制，但国家不拨任何经费。“我们是自收自支，靠给农民的牲畜看病打针的收费发工资。”黄成轶说，他的工资标准应该是每月1000元，实际上只能拿到500元。今年更低，每月不足200元。原因很简单：农民也穷，交不起那每户15元钱的防治费；农民交不起费，兽医们就断了口粮。

　　目前，钱对于黄成轶来说是最头疼的事。他说，家里有7口人，只有3个人能挣钱。当了近30年的兽医，他没有任何积蓄，还欠外债一万多元钱。

最快乐的时候

　　山区农民大多较穷，牲畜家禽是他们的重要财产。治好了牲畜的病，无异于雪中送炭。去年初，东北村5社村民陈本开家的100多斤重的肥猪疝气恶化，导致肠子坏死，奄奄一息。对半身瘫痪的陈本开来说，这头猪是他家几乎全部的财产，他哭得跟泪人一样。黄成轶连夜赶上门动手术。猪慢慢恢复了健康。陈本开又哭了，不过，这次是因为喜悦。黄成轶告诉记者说，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记者刘大江）新华社成都8月23日专电

■链接二

中国首次制定畜牧法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孟娜　颜昊　李惠子）畜牧法（草案）23日提交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审议，这部法律旨在保障人畜安全、让中国老百姓吃上“放心肉”。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舒惠国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法律草案的说明时说，中国畜牧业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缺乏严格的制度；种畜禽管理存在混乱现象；小规模分散饲养与动物疫病防治的矛盾日益突出；养殖者不按规定使用饲料、饲料添加剂，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严重；中国畜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亟待提高。　

　　畜牧法草案包括了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种畜禽生产经营、畜禽养殖、畜禽交易与运输、质量保障等方面。

　　中国畜牧业已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数据表明，2004年中国畜牧业生产总值为12173.8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3.6％。2003年中国从事畜牧业及相关产业的劳动力约1亿人，来自畜牧业的现金收入已占农民全部现金收入的30％以上。